近日，武漢大學校史問題引發(fā)輿論強烈關(guān)注，武大是否具有120年的校史成為爭論焦點。12月5日，武漢大學校慶辦負責人首次公開回應爭議，否認偽造校史。12月8日，湖北日報刊發(fā)《武大回應：120年校史依據(jù)充分》一文（以下簡稱《武大回應》），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蕭致治教授代表校方表示，武漢大學120年的史實有充分依據(jù)，重申武漢大學源自1893年自強學堂。12月9日晚，一直質(zhì)疑武大篡改校史的武漢大學教師吳驍針對《武大回應》向光明網(wǎng)發(fā)來回應文章，一一批駁此文中觀點。
吳驍稱《武大回應》一文存在“史料造假、史料硬傷及論證缺陷”。在通過對史料的再次梳理和考證，吳驍認為該文“錯誤百出，硬傷累累”，無法稱得上是“依據(jù)充分”，從學術(shù)角度看難以論證“武大擁有120年校史”?，F(xiàn)將吳驍駁斥《武大回應》文章刊發(fā)如下，關(guān)于武漢大學校史問題的爭論，光明網(wǎng)教育頻道將持續(xù)關(guān)注。
附全文：
《武大回應：120年校史依據(jù)充分》一文中的史料造假、史實硬傷及論證缺陷
2012年12月8日，《湖北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武大回應：120年校史依據(jù)充分》（以下簡稱為《武大回應》）的報道，以武漢大學校方的立場，力證“武漢大學120年的史實有充分依據(jù)”。全文讀畢，發(fā)現(xiàn)其中錯誤百出，硬傷累累，實令人不忍卒讀，而更嚴重的是，在其引證史料的過程中，居然公然篡改甚至憑空捏造原始史料，嚴重踐踏了學術(shù)準則的底線——是可忍，孰不可忍！茲將該文中的史料造假、史實硬傷及論證失當?shù)牟糠忠灰慌g如下。
對基本原始史料的篡改與憑空捏造
《武大回應》一文稱：
1924年刊印的《國立武昌師范大學同學錄》所載《大事記略》，開篇就說：“中華民國二年七月，教育部委任賀孝齊在武昌籌辦國立高等師范事宜，旋即委充校長，撥武昌舊方言學堂迤西房屋一棟為籌備處。八月，奉湖北都督批飭，撥定武昌軍官學校（按：辛亥革命后，黎元洪一度將方言學堂改為武昌軍官學校）為本校校址。方言學堂圖書和部分教師，一同轉(zhuǎn)入武昌高師。” 上述記述清楚地表明：自強學堂、方言學堂、武昌高師，一脈相承，脈絡十分清晰。
經(jīng)筆者核查，1924年的《國立武昌師范大學同學錄》的《大事記略》一文，其1913年度的全部內(nèi)容如下：
大事記略中華民國二年七月，教育部委任賀孝齊在武昌籌辦國立高等師范事宜，旋即委充校長，撥武昌舊方言學堂迤西房屋一棟為籌備處。八月，奉湖北都督批飭撥定武昌軍官學校（即舊方言學堂）為本校校址。八月，第一次招收預科生一百二十四名。九月六日，奉教育部頒給教字第十號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印章一顆。十一月二日，開學。同月二十九日，軍官學校校長咨請驗收校址。本校即日遷入。同月，設游藝會。
請問，所謂“方言學堂圖書和部分教師，一同轉(zhuǎn)入武昌高師”，這句話究竟在哪里？？？
事實上，從1919年起，武昌高師及后來的武昌師大每年編印出版的同學錄，均列有《本校大事記》一文，1924年改為《大事記略》，1925年又改為《國立武昌師范大學大事記》。從1919年到1925年，這些“大事記”所記載的本校在1913年建校的具體經(jīng)過，均是大同小異，其中，1919－1923年間的幾乎完全相同，1924、1925年的也只是對部分字句略有修改。但不論是哪一本同學錄，里面都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事實上也根本就不可能有“方言學堂圖書和部分教師，一同轉(zhuǎn)入武昌高師”這樣的文字！
其實，就算不去查證原文，僅僅根據(jù)上下文的具體語境與基本文風的巨大差異，以及其它大量的相關(guān)歷史資料，我們都不難判斷出，這句話其實就是被今人憑空編造出來并生硬地插在原始史料之后，企圖瞞天過海、蒙混過關(guān)的。因此，我們認為，《武大回應》中的這段表述，純屬公然捏造和篡改原始史料——這是性質(zhì)極其惡劣的學術(shù)造假行為！
隨處可見的基本史實錯誤
《武大回應》一文稱，
自強學堂的“上述四門除了設立日本及英、法、俄、德五種語言教學外，其他三門未能及時開設，故到1898年后干脆改為方言學堂”。事實上，在1898年前，自強學堂根本就沒有日語教學，自強學堂增加東文（即日文）門的時間正是在1898年，而自強學堂改名為方言學堂的時間則是1902年。當年6月2日，張之洞在《札學務處專設辦公處所》一文中提到：“設立文普通中學堂一所，以自強學堂屋舍充用……設立方言學堂一所，以城內(nèi)舊日農(nóng)務局屋舍充用，即將自強學堂原有學生移入，仍另行定章，分別去留?！?0月31日，他又在《籌定學堂規(guī)模次第興辦折》中指出：“茲設立方言學堂一所，以原有農(nóng)務學堂充用……目前以自強學堂舊班學生擇其品端文優(yōu)者留學?！贝送?，臺灣學者蘇云峰在1976年出版的《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一書中，也兩次提及自強學堂改名為方言學堂的具體時間：“自強學堂設于光緒十九年十月，講授西學，二十二年起偏重西語，迄廿八年，才正式改名為方言學堂……自強學堂從廿八年十月起正式改名為方言學堂，遷入農(nóng)務學堂舊址，而將原址供文普通中學堂使用?！?/p>
在湖北、武漢近代教育史研究領域，自強學堂改名為方言學堂的具體年份，是一個基本常識。《武大回應》一文中還提到：
辛亥革命后，1912年初，南京中央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部總長，將全國分為六大學處，每學處建一高等師范，武昌學處（包括湖北、湖南、貴州等?。M在武昌開設高等師范。1913年春，教育部派員到武昌考察，認為原方言學堂較具備辦學條件。武昌學處以湖北方言學堂為基礎，建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設立英語、博物（今生物學）、數(shù)學物理、歷史地理等四門，為民國初年全國六大高等師范之一。武昌高師及后續(xù)之武昌師大，一直將辦學淵源追溯至方言學堂。
歷史事實是，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雖的確有設置大師范區(qū)、建立高等師范學校的構(gòu)想，但直到1912年7月范源濂繼任教育總長之職后，才將蔡元培的這一設想逐步付諸實施。正是在范源濂的主持和推動下，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劃分全國為六大師范區(qū)，每大區(qū)設國立高等師范學校一所，其中，湖北區(qū)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高師設于武昌。武昌高師建校后，在歷年編寫的《本校大事記》中，均以“中華民國二年七月”開頭，隨即交代“奉湖北都督批飭撥定武昌軍官學校（即舊方言學堂）為本校校址”，僅此而已，并無任何意為“一直將辦學淵源追溯至方言學堂”的文字表述。
總之，在全國范圍內(nèi)創(chuàng)建六所國立高等師范學校的，是北洋政府，而不是所謂的“南京中央臨時政府”；具體主持此事的時任教育總長是范源濂，而不是蔡元培；劃分出的區(qū)域是“師范區(qū)”，而不是什么子虛烏有的“學處”；武昌高師所在師范區(qū)為“湖北區(qū)”，“湖北區(qū)”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貴州省應屬于“廣東區(qū)”，而不是所謂的“武昌學處”；而根據(jù)教育部當時先后公布的《高等師范學校規(guī)程》、《高等師范學校課程標準》中的具體規(guī)定，高等師范學?！氨究品謬牟?、英語部、歷史地理部、數(shù)學物理部、物理化學部、博物部”（武昌高師于1914年實設英語、歷史地理、數(shù)學物理、博物四部），而不是清末各種學堂所常用的“門”?！段浯蠡貞芬晃闹械南鄳淖?，如此簡單的幾句話，基本史實錯誤竟然有如此之多，實在是令人瞠目結(jié)舌！
在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史研究領域，民國初年全國六大師范區(qū)的劃分及相應的六所國立高等師范學校的建立，是一個基本常識。
對部分史料的蓄意歪曲解讀
《武大回應》一文稱：
自從1928年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以后，學校連續(xù)編輯出版的八本《國立武漢大學一覽》、《國立武漢大學概況》，和歷屆畢業(yè)生紀念冊中的《沿革概要》或《校史概略》，均把方言學堂列入本校沿革之內(nèi)。
事實上，《國立武漢大學一覽》一共出版過9本，其中，1929－1936年度各有1本，1939年又出版了1本1937－1938年度合刊，此后便再無下文；《國立武漢大學概況》則是不定期出版，數(shù)量更為稀少。兩種書刊合計，其數(shù)量無論如何也遠遠不止“八本”。
在武漢大學校史研究領域，《國立武漢大學一覽》、《國立武漢大學概況》等基本研究資料的具體數(shù)量，是一個基本常識。
至于《國立武漢大學一覽》中《沿革概要》的具體內(nèi)容，僅以1929年度最早的一本為例，其《沿革概要》一文的開頭是如此記述的：
清末，張之洞設方言學堂于武昌東廠口；辛亥首義后，改為武昌軍官學校；至民國二年七月，教育部籌設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于武昌；八月，撥定武昌軍官學校（即舊方言學堂）為校舍，十一月二日正式開學。（注：原文除括號外，并無任何標點，其他標點均為引者自行添加）
盡管這段文字的開頭的確是從方言學堂說起的，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上下文的意思，我們不難得出，這里之所以要先后提到“方言學堂”與“武昌軍官學?！边@兩所學校，不過是為了交代武昌高師校舍的由來，與武昌高師、武昌師大時期歷屆同學錄中的有關(guān)表述并無實質(zhì)區(qū)別，只是語序的先后有所不同而已。更何況1913年建校的武昌高師，對方言學堂舊有校舍的繼承關(guān)系還是間接的，“八月，撥定武昌軍官學校（即舊方言學堂）為校舍”一句，已經(jīng)把這一層關(guān)系交代得非常清楚了。如果說間接繼承了已經(jīng)停辦2年多、早已不復存在的方言學堂舊址就可以被視為“把方言學堂納入本校沿革之內(nèi)”，那么，當年直接與武昌高師辦理了校產(chǎn)交接手續(xù)的武昌軍官學校是否更應該被納入呢？
個別舉證的說服力不足
著名教育史專家、廈門大學教授劉海峰曾經(jīng)指出：“武昌高師在辦了15年改名為武漢大學后，才開始逐漸有了將校史往上追溯的說法，而且越到后來武大人說得越多，這有點印證了顧頡剛先生的歷史層累理論。”事實上，“在武昌高師籌備過程和批準文件中，以及武昌高師10年辦學歷程中沒有人說和自強學堂有什么繼承關(guān)系”。因此，考察一所高校的校史追溯問題，理應主要以該校建校早期的各種原始史料為基本依據(jù)，而不應以某些當事人數(shù)十年后的模糊記憶或后來者的刻意攀附為據(jù)。當事人的回憶固然可以拿來提供參考，但一定要與原始史料記載互相印證，吻合無誤之后，方可充分采信。否則的話，就必須對其中的矛盾與差異之處進行充分合理的解釋。
如《武大回應》一文中稱：
國立武漢大學的首任校長（后來曾任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王世杰，1978年在臺灣接受采訪時還說：“武漢大學前身，你們想必都已知道，最早是由方言學堂，而武昌高師，而師范大學，而武昌大學，然后改為中山大學，校址在原來武昌城內(nèi)閱馬場（原文為“廠”字——筆者注）旁的東廠口?！?/p>
以上所引史料，是真實無誤的。該材料源于國立武漢大學在臺校友殷正慈在采訪了王世杰老校長之后的一份訪談記錄，最后整理成一篇名為《記王雪艇先生談珞珈建?！返奈恼?。這次采訪發(fā)生在1978年，此時王世杰先生已87歲高齡，距他離任武漢大學校長已有45年的時間。王世杰在訪談開場的第一句話就說：“關(guān)于武漢大學建校的經(jīng)過，時隔多年，記憶有些模糊?！倍以L談的主題主要在于“珞珈建?！?，而不是追溯本校的歷史前身。就王世杰上面這句話的具體內(nèi)容分析，他強調(diào)的是“校址在原來武昌城內(nèi)閱馬廠旁的東廠口”，也就是說，他主要是以“校址”為依據(jù)將本校歷史追溯到方言學堂的，而如果繼續(xù)按照這條標準，就無法由方言學堂繼續(xù)往前追溯到不在同一地點的自強學堂了。事實上，就目前所知，王世杰也從未說過武漢大學校史可以追溯到自強學堂這樣的話。
從王世杰先生1929年開始擔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直到他1949年離開中國大陸，我們至今仍未發(fā)現(xiàn)他在這段時間里曾經(jīng)對武漢大學的校史溯源問題發(fā)表過任何看法。然而，正是在他擔任校長期間，學校校務會議議決以每年10月31日為“本大學成立紀念日”（即校慶日），將建校年代定在了1928年，而沒有將武昌高師等歷史前身計入建校時間。另一方面，學校每年編輯出版的《國立武漢大學一覽》，其《沿革概要》一文均會先后提及方言學堂、武昌軍官學校與武昌高師，但提到前面的這兩所學校無非只是為了交代武昌高師校舍的由來，并未明言方言學堂或武昌軍官學校即為本校前身，對此，明眼人一望便知，毋須多言。
隨著時間的推移，國立武漢大學的師生校友越發(fā)意識到武昌高師與本校之間一脈相承的歷史淵源。1943年，在王世杰的繼任者王星拱校長的任期內(nèi)，國立武漢大學校友會于修改會章，“將本會會員資格擴充及于前國立武昌高等師范，武昌師范大學，武昌大學，及武昌中山大學之員生，以收聲應氣求之實效”。修改后的會章明確指出：“本校校史實肇基于民國二年七月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之創(chuàng)立……綜計本校成立迄今卅載，雖更名凡五，而傳統(tǒng)精神實系一脈相承，故本會名稱仍用現(xiàn)名，藉示體系之齊一，免貽社會以畛域之觀感，而啟校友以親疏之情緒也?！?944年，學校又編印出版了《國立武漢大學校友會校友錄》，將1913年以來的原武昌高師、武昌師大、武昌大學及武昌中大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校友代表悉數(shù)收入校友名單，而這本校友錄封面上的書名，正是由前任校長王世杰先生所親筆題寫。
此外，1946年底，國立武漢大學代理校長劉秉麟曾兩次發(fā)表講話，一次將本校校史追溯至武昌高師，一次則追溯至方言學堂，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但兩次講話的共同點，都是著眼于強調(diào)“武大歷史很短”，“今天武大本身的歷史，成立才只十八周年”，“迄今已有十八周年的校史”，絲毫看不出什么“源遠流長”的意味。而國立武漢大學的最后一任校長周鯁生，對于本校校史的認知則與學校校友會會章保持了高度的一致。1948年10月31日，他在國立武漢大學成立20周年紀念大會的報告中就開門見山地指出：“今天本校舉行二十周年校慶，其實要從本校前身，武昌高師算起，到現(xiàn)在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
總之，國立武漢大學的歷任校長及廣大師生校友，對于本校校史的認知既有共同之處，而又略有差異。但綜合而論，將本校校史追溯至武昌高師的說法要遠多于方言學堂的說法，如果我們對這種堪稱主流、而又與大量歷史證據(jù)完全相符合的觀點視而不見，卻只孤立地抓住王世杰先生晚年在臺灣的只言片語作為證據(jù)——更不用說即使這樣還不能直接證明本校校史可從方言學堂繼續(xù)追溯到自強學堂——這樣的論證，又能有多大的說服力？
綜上所述，《武大回應：120年校史依據(jù)充分》一文，完全是一出硬傷累累、錯誤百出、牽強附會甚至公然造假的“偽論證”，所謂“依據(jù)充分”，不過是繼續(xù)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罷了?。▍球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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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鄭克姍)
